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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20 17:38:14 来源:优盾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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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这是中央文件《决定》中对远洋渔业最明确、最积极的表述,鼓舞着在大海大洋中驰骋的渔业企业和捕捞渔民,也是对我国远洋渔业二十多年开疆进取的肯定。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渔业专业会上,农业部渔业局局长李健华提出“增强远洋渔业企业综合实力,提高远洋渔业科2技创新能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渔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提升远洋渔业整体水平”。时至今日,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渔船方向更加准确,航道更加开阔。回顾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需要认真总结与思考,以探索我国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之路。

向蓝色牧场的艰难迈进

浙江舟山市的沈家门渔港,正在积极筹备开港600周年的庆典活动;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沿岸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我国先民出海捕鱼的踪迹。出海捕鱼,是沿海渔民的习惯和本能,是“靠海吃海”的生存之道。然而,以传统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缺乏海洋意识,面对深海大洋长期裹足不前,也是不争的事实。

海洋是世界的主宰,而谁控制了海洋便能主宰世界。十四、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陆续崛起的世界大国,其实就是海洋主宰权的“击鼓接力”。西班牙和葡萄牙横行海洋的时代,曾梦想把世界上的海洋一分为二,各占一半。以和为贵、自给自足的古老中国,向世界奉献了指南针、火药等利器,但从未谋求海上霸权。明代郑和船队出使南洋、东非、印度洋沿岸,宣示国力、互惠贸易、引“诸番”来朝,写下七下西洋的壮举,仅似昙花一现。明、清两代的皇帝长期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关门拒倭,导致被动挨打,帝国衰落,也大大阻碍了航海业以及捕捞渔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近海捕捞业逐渐复苏,沿海渔民的生产生活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新鲜海货端上餐桌。世界走向和平利用海洋资源的时代,我国政府也开始把眼光移向外海大洋。毛泽东主席有关“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的论断,显然喻指开发利用地球面积71%的海洋;周恩来总理也曾发出过“向深海远洋进军”的号召。限于捕捞设备和技术长期落后,物力财力不足,以及国际环境多变,我国远洋渔业还是迟迟没有起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渔业经济乃至渔业企业的实力壮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与有关国家互利谈判、友好合作,为我国渔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了空间。1983年5月,农牧渔业部召开全国海洋渔业工作会议,全面研究开创海洋渔业新局面的方针、政策、措施,同年9月国务院批转本次黄蔷薇会议形成的《关于发展海洋渔业若干问题的报告》。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放宽政策、加快发展水产业的指示》(5号文件),提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1985年3月10日,由中国水产集团所属烟台、舟山、湛江公司,及福建省远洋公司联合组成的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共12艘600马力拖渔船和一艘冷藏运输船,集结在福州马尾港,223名船员如出征的将士在甲板上整齐列队。启航欢送仪式结束后,船队迎着八级11月9日风浪驶出闽江口,沿台湾海峡驶向南中国海,穿越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历时50天,航行1万多海里,于4月29日到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港,然后分赴西非几个协议合作国家近海水域作业。

由中国渔民开启的远航壮举,虽然比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晚了近600年,但是终于实现了。当年年底,辽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耕海”号大型单拖渔轮驶出白令海峡,各远洋渔业船队随后几年里陆续向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海域进发。“中国远洋渔业元年”的1985年长尖杜鹃,值得铭记。1986年,时任中央领导人在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上做出批示:“发展远洋捕捞意义重大,应把发展高性能薄膜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等关键材料及工程化技术远洋捕捞看作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

坚持“走出去”,开拓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到2008年,我国从事远洋渔业的生产企业有120多家,分布在三大洋及31个国家和地区海域作业;各类远洋作业渔船1500余艘,其中鱿钓船300余艘,金枪鱼钓船近400艘,拖渔船近800艘;从业人员5万多人,捕捞年产量100多万吨,年产值100多亿元。远洋渔业中过洋性渔业与大洋性渔业的比重大约为4∶6。

经过二十四年的发展,我国远洋渔业在发展规模、渔业队伍、研发能力、综合产业链、政策扶持、管理手段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政府管理、协会组织、技术支持、企业参与”的有序灵活的发展机制。远洋渔业的进步,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近海捕捞压力,丰富了“菜篮子”食品供应,尤其是减轻了过去远洋食品对日本、泰国等国外市场的依赖。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我国确立了“以养殖为主”的方针,每年向全球市场出口数百万吨的水产品。与此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开发渔业资源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渔业产业的综合协调发展,在国际渔业事务中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对外渔业合作国家中80%以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通过采用劳务与技术合作、资源与资金合作、承担政府间协议项目等多种方式,发展水产捕捞、冷藏加工、物资贸易等合作项目,繁荣合作国家的水产品市场,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实现双赢。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南非国家的渔业合作项目,累计解决当地10万人次就业,常年聘用当地员工5000余人;累计上交税收近10亿美元。我国与几内亚比绍有16年的渔业合作关系,共有24艘渔船在其海域生产,每年仅向其缴纳捕捞许可费一项就达180万美元。

远洋渔业最大的特点是“一头在内三头在外”,即企业在国内,资源利用、渔船劳力、贸易经营在外,属于高投入、高产业、高科技、高风险的产业,被联合国粮食组织(FAO)认定为最艰苦的行业。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身利总结出远洋渔业的“六大风险”:自然风险,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经矢叶橐吾济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细细分析任何一项风险,都可能成为企业家选择放弃的理由。我国远洋渔业能有今天的局面,是气出来的、逼出来的、闯出来的。辽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董事长张毅在其自传体小说《男人与海》中,向读者展示了远洋渔业工人搏海斗浪、惊心动魄的场景,海洋凶险莫测,海上寂寞难耐。然而张毅说:“我深深地爱着蓝色海洋,因为她是抚育我成长的摇篮,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蓝色牧场。”

坚强地“走出去”,赢得了生存空间,赢得了发展机遇,赢得了广阔前景。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考察我国远洋渔业基地,对远洋渔业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更大希望。2000年9月,温家宝在政协委员《关于加快发展远洋渔业的建议》上批示:发展远洋渔业,对于充分利用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满足人民对水产品的需求,缓解我国近海资源压力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抓紧时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

中国与世界资源共享、共担

地球上约90%的动物蛋白存在于海洋之中,海洋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物资宝库,也是维系地球生命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人口增加,食品需求的压力增大,各国竞相发展渔业,制定“向海洋要食品”计划。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力发展远洋渔业。1950年全球渔获量仅2000万吨,近年已达到近1.5亿吨,其中约三分之二为捕捞产量。

辽阔的海洋渔业资源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据FAO对世界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开发现状的评估分析:约四分之一的种群处于低度开发或适度开发状态,约一半种群被完全开发,另四分之一已经被过度开发或出于衰退状态。比此更为悲观的论调也普遍存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海洋活动频繁与加剧,也日益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繁衍生息,海洋生态系统趋向不稳定。

保护海洋的声浪,与捕捞产量一起攀升。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35个国家宣布了自己的大陆架,还有一些国家直接宣布领海权为200海里。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11月正式生效,以国际法的形式对邻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作出规定,将地球上36%的公海变成了沿海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公海面积因此缩小1.3亿平方公里。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开发会议通过“二十一世纪议程”,规划了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蓝图。还有1995年10月FAO通过的非强制性“渔业行为规范”、2002年8月南非世界高峰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行动宣言”,以及区域性国际渔业组织的各种管理规定,都使得海上捕鱼不再那么自由。

“圈海运动”以及为海洋生物认定“国籍”的做法,压缩了远洋渔业少花箭竹的发展空间,同时隐含着更为激烈的争夺。捕捞配额的获得,公海渔业管理,与自觉,沿海国家“拥海自重”,成为问题的焦点。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贡献了占全球产量40%的水产品,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占有率仅有8%,13亿人只争取到76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配额。

世界发达国家为满足其国民对优质水产蛋白质的需求,高度重视对公海渔业资源的竞争和市场控制力,政府投入大量渔业补贴,或花重金购买入渔权,提高燃油补贴,打造巨型远洋渔轮,强化捕捞技术。荷兰在西非沿海作业的渔船,为船长140.8米、宽18.6米的万吨轮,配有大容积冷冻船舱;挪威制造的“大西洋黎明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拖加工船,号称“大西洋巨无霸”。我国作为新兴远洋渔业国家,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企业资金不足、渔业科研探捕和商业开发能力不强、渔船设备陈旧落后、管理体制不适应等诸多问题。

2001年10月20日,国务院批准《我国远洋渔业发展总体规划》,几年来相继落实了企业减免税、柴油补贴、造船基建的优惠贷款等各项政策措施,促进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但是我国远洋渔业在全球格局中还是个弱势产业,需要进一步“扶持”和“壮大”。作为负责的渔业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以更加积极地姿态,与国际社会共享资源、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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